大熊猫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其栖息地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该物种的生存与繁衍。大熊猫栖息地的保护与恢复作为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旗舰项目一直倍受关注。大熊猫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丰富，但也面临着多重挑战，其中包括气候变化、森林破坏、人类活动以及土地利用变化等。
近日，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毗连区的植被动态驱动机制研究中取得进展。
该研究首次定量化证实了著名的胡焕庸线在大熊猫国家公园内不仅仅是一条人口与经济的界线，更是严格的生物物理屏障。研究揭示了国家公园内生态恢复良好，但国家公园边界外毗连的非保护区面临严峻的泄漏效应风险。
胡焕庸线由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于90年前提出，是一条贯穿中国东北至西南的假想分界线。它以人口密度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为依据，将中国划分为两大区域——东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而西部则是地广人稀，环境条件复杂。大熊猫国家公园地理位置特殊，恰好被这条线在空间上切割为两部分。研究团队利用MODIS增强植被指数（EVI）长时序数据（2000–2018年），结合冗余分析（RDA），深入探究了胡焕庸线两侧的植被变化。结果显示，胡焕庸线在公园内表征显著的生态阻隔效应。胡焕庸线东南侧的植被指数显著高于西北侧（p < 0.01）。这种差异主要源于气候限制（解释了32.75%的变异），而非单纯的人类活动（人类活动的影响为18.08%）。胡焕庸线两侧截然不同的水热条件为植被恢复设定了不同的自然上限，管理者不能采用一刀切的生态保护/修复方案来管理整个国家公园。 研究团队指出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管理必须尊重胡焕庸线的自然地理规律，实施空间差异化的管理策略。
同时，研究发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在面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时，展现出了一定的恢复力和适应性。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修复措施，例如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生态廊道建设等，都对提高植被生长和生态系统稳定性起到了积极作用。得益于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等政策，2013年以后，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呈现出持续的植被增长趋势。气候变暖在这一区域的高海拔生态系统中通过延长生长季，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植被生长。
然而，研究同时也揭示了令人担忧的现象。在公园边界之外的毗连非保护区，出现了显著的泄漏效应。数据显示，公园外的毗连区有30.12%的土地经历了植被衰退，这一比例远高于公园内部（约高5成）。这表明，公园内部严格的保护措施可能将人为压力（如放牧、资源利用）挤压到了生态脆弱的周边区域，导致周边环境退化。 基于上述发现， 针对周边区域的退化问题，研究团队建议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毗连区纳入“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OECMs）网络。通过建立更广泛的景观连通性，缓冲核心栖息地受到的外部压力，避免国家公园成为孤立的生态孤岛。 研究人员相信，通过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毗连区-胡焕庸线分割板块的分类管理，可以进一步促进区域性保护措施的优化，并确保大熊猫这一全球象征物种的长期生存和繁衍。通过对大熊猫栖息地植被动态监测与深入分析，不仅为未来胡焕庸线生态保护策略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适应和生态恢复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该研究得到国家公园研究院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四川省科学技术厅以及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等支持。近日以“Man-made boundary or natural ecotone? Reassessing vegetation dynamics and drivers in the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along the Hu-Line”为题发表于Ecological Informatics上。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ecoinf.2026.103675
彩林间那一抹黑白（熊勤犁）
大熊猫国家公园-毗连区-胡焕庸线划分
大熊猫国家公园胡焕庸线植被动态与边界泄漏效应